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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所说的市场定价权指的是一个交易买卖平台的价格得到了市场参与者的广泛认可，这样的价格主导权不能简单地由交易手数、交易量或交易金额等技术指标来判定。因为大量的商品现货贸易不会通过期货市场交易，只是参考了某个交易所的价格。以每年中国从南美等国进口的大豆为例，尽管这些订单可能不会涉及到在CBOT的期货交易，合同价格一般都需要通过“点价”方式选用CBOT的大豆期价为基准加减升贴水后才能形成。

  一般来讲，期货市场上的资金主力根据现货市场供需双方的总实力对比有关信息进行多空博弈。[4]长久来看，期货价格会回归现货价格，但是涉农寡头可以在期货市场上选择做空或做多，在短期内使其背离现货市场行情报价的基本面，从而获得超额利润。

  全球四大粮商，包括美国邦吉、美国ADM、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通常被认为是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它们作为供货主导方主导了农产品的供应主动权，主导众多供货商报价行动的协调一致性，并主导了数据信息统计渠道，隐藏不利信息或制造有利的虚假信息影响市场情绪。

  在没有期货市场或其定价能力较弱时，谷物价格的涨跌必定是缓慢、阶段性的。然而，因为农产品期货市场行情报价有很快的传导能力，外交关系和具体出口政策的相关消息都会迅速影响谷物市场的价格，给农场主、贸易商等市场参与者带来杠杆冲击。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次年卡特政府以谷物禁运的方式对苏联实施制裁。禁运使得手中持有大量苏联订单的美国贸易商违约，CFTC因担心市场过度反应，要求CBOT等四家交易所在1月6日和7日两个交易日暂停小麦、玉米、燕麦、大豆、大豆粉和豆油的期货交易，然而8日开市后市场行情报价仍然跌到低谷。[5]

  事实上，美国对苏联的禁运并未得到预想的效果。当时的国际谷物市场供给充足，属于典型的买方市场，苏联在美国实施禁运后与南美各国签订了更为有利的长期合同，并增加了在乌克兰地区的农业投入以提升粮食供给能力。而CBOT谷物价格大跌直接引发国内农场主的罢工运动，使得卡特的政府失去了民众支持，在次年大选中一败涂地。

  历史经验证明，美国政府经常以大宗商品禁运或增收关税政策等手段要挟其他几个国家，但是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近期的中美贸易战不仅给美国农场主带来很大压力，也给CBOT的市场定价权带来挑战。

  2018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加剧，中国转向巴西等南美各国进口大豆，CBOT的大豆期货价格迅速下跌，和巴西离岸大豆的价差已超过2美元。这使得B3（Brazil, Stock Exchange and Over-the-Counter Market）开始考虑推出一个CBOT大豆主力合约的替代品，以更好地反映巴西大豆出口价格。CBOT大豆期货市场更多地反映了中美现货贸易的供需和运输情况、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走势等。

  尽管巴西出口到中国的大豆价值（2017年约200亿美元）远高于美国（2017年约120亿美元），由于CBOT掌握了大豆期货市场的定价权，巴西大豆生产商不得不接受CBOT的价格。但是，中美贸易战使得巴西出口中国的大豆现货和CBOT大豆期货之间的基差持续扩大，并可能没办法在短期内收敛，成为推出替代CBOT期货合约的一个有利时机。中国也应最大限度地考虑现货贸易市场的条件，通过期货合约设计在贸易战中形成主动优势。

  [2]马登科，国际石油价格动荡：原因、影响及中国策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pp. 74-76.

  [3]国开证券，“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谈判利器’：大豆商品定价权如何旁落？”，2018年宏观经济研究报告。

  [4]郭明，“大宗商品定价与经济安全”，北方经济，2007（21）：pp. 62-65.

  （作者魏佳，亦为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没有经过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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